俾斯麦说，政治是“可能性的艺术”。
这句话传了一百多年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说这话的人，自己就是这门艺术的大师。他用三次战争统一德国，然后把剑收进鞘里，主持欧洲和会二十年，让一个新生大国在列强环伺中站住了脚。
1890年，他被年轻气盛的皇帝赶下台。离世前不久，有人搀着他去汉堡港散步。老人望着远洋轮船陆续出港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：
“是啊，这是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新的世界……”
他看见了未来，但已经不属于那个未来。
这就是政治这门手艺最残忍也最迷人的地方——它不是让你永远赢，是让你在输掉之前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
我读这段史料时，想起梁启超写李鸿章。梁任公把李鸿章和俾斯麦比了一通，结论很扎心：论雄才，李未必逊于俾；论大略，则“胜出不止一筹”。为什么？伊藤博文三十出头就在丸善书店啃英美政法原著，李鸿章的文集翻遍，读书生活“乏善可陈”。
一个看见新世界，一个只看见旧时代的残阳。
所以今天聊政治能力、政治智慧、政治成熟。不是教你当官，是教你——在时代的洪流里，别做那个只看得见残阳的人。
第一章 政治成熟：方向定了，头才能动
教员说过一句话。
1936年，红军刚到陕北，他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，底下坐着的是从万里长征爬过来的年轻人，缺衣少粮，前路未卜。他打了个比方：
“政治方向好像是一个人的头，有了头其他各部分才能动作。”
这话糙，理不糙。你见过无头苍蝇怎么飞吗？很忙，很用力，然后撞墙。
长征路上有个细节。伙夫早上起来，不问“今天有没有米煮饭”，先问“向南走还是向北走”。一个做饭的，为什么操这个心？因为走错了方向，米再多也是给敌人背的。
这就是政治成熟的第一步：你知道头在哪，你知道往哪走。
蔺相如也懂这个。
廉颇在城门口堵他，他绕道。门客以为他怂。他说：秦不敢犯赵，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。两虎相斗，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
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。将军脱了上衣，背着荆条，跪到他家门口。
负荆请罪不是廉颇觉悟高，是蔺相如让他看见了更大的那张图。
成熟不是不生气，是知道什么比生气更重要。
第二章 政治能力：热血、辛劳、眼泪和汗水
1940年5月，纳粹的铁蹄已经踏平欧洲，英国远征军刚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土，重武器丢了个精光。
丘吉尔临危受命。三天后，他在下院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：
“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，有的只是热血、辛劳、眼泪和汗水。”
他不是在煽情。他在陈述一份关于“政治能力”的说明书。
政治能力是什么？不是舌战群儒，不是权谋机变，是在至暗时刻，你还能把“目标—路径—风险—交付”这四件事想清楚，并且带着一群人走到天亮。
丘吉尔说得很直白：我们的政策是什么？——在海上、陆地上、空中，用上帝所能给予的全部力量进行战争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词——胜利。不惜一切代价，无论多么恐怖，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-3。
这叫“闭环”。
目标清晰，路径明确，风险认了，交付责任自己扛。不讲情怀，只讲任务。
李鸿章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有的。他平定捻军，创办洋务，建立北洋水师，以一己之力支撑晚清外交三十年。但梁启超说得很刻薄：“以兵事论，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，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。”
什么意思？能力不是技术，能力是这力气用在了谁身上。
俾斯麦的铁血打的是奥地利、法国，打完握手言和，共建德意志；李鸿章的淮军打的是太平军、捻军，打完功成名就，国家却沉下去三寸。
政治能力从来不只看“做成了什么”，还要看“做成了之后，船是往前开还是往下沉”。
第三章 政治智慧：上善若水，驰骋至坚
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写了五千个字。
其中有一句，后来被美国总统里根念在嘴边，写进国情咨文：
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
鱼在锅里，翻多了就烂。这是政治智慧的第一层：少折腾。
但老子还说了另一句话，更难懂：
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”
最软的东西，能把最硬的东西降服。水穿岩石，风蚀铁柱。
甘地大概是最懂这句话的人。
他没有一兵一卒，没有一寸土地。走在路上半裸着身体，总督府门前的卫兵都不正眼看他。丘吉尔说他“令人作呕”，是“妨害治安的天普中学律师”。
爱因斯坦却说：
“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，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。”
“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。”
谁对了？
七十年后，印度还在，大英帝国已散。非暴力不合作，看似什么都没做，实则做成了最大的事。
政治智慧不是硬碰硬，是找到那个“一动全动”的支点，然后用一根手指把它撬起来。
李鸿章没找到。他太忙了，忙着裱糊那个处处漏雨的破屋子。1896年，他专程去俾斯麦的庄园拜谒，极尽谦卑之态，说：
“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，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。今乃觌面见之，直如剑气珠光，不敢逼视。”
一生倨傲的李中堂，在卸任宰相的德国容克面前，低头了。
他不是低头给俾斯麦。他是低头给自己求了一辈子、却始终没求明白的那个答案。
第四章 政治眼光：秋风宝剑，新旧世界
1885年，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第一次见面。
那年李六十二岁，伊藤四十四。李是北洋大臣，权倾朝野；伊藤是日本内阁总理，刚刚打赢甲申政变。
十五年后的庚子之变，李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议和，在谈判桌上被伊藤一条一条地驳。回住处，吐血，卒。
梁启超说，李不如伊，根本差在一条：“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，则曾游学欧洲，知政治之本原是也。”
伊藤博文年轻时偷渡英国，在伦敦看议会辩论，在曼彻斯特看工厂烟囱。回国后办书店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下班就去丸善书店二楼泡着，啃英美政法原著，死了之后家里除了书，没什么存款。
李鸿章呢？淮军幕府里也养洋员，也办翻译馆，也派幼童留美。但他自己，终其一生，没有走出过“器物”那层墙。
他看得见洋枪洋炮，看不见宪政法律；看得见铁路电报，看不见市场制度。他以为把坚船利炮买回来，国就强了。他不知道船是要有人开的，开船的人是要有一套规则才能不翻的。
临终，他写诗：
“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”
他以为自己死在一个时代的终点。
他不知道，那个时代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就该结束了。
政治眼光不是什么玄学。政治眼光是：你看得见正在来的新世界，并且愿意放下身段，去学新世界的语言。
俾斯麦看见了。他死前望着汉堡港出海的轮船，低声说：这是另一个世界。
伊藤博文看见了。他五十年不逛银座，只逛书店。
李鸿章没看见。他太老了，也太累了。秋风、宝剑、孤臣、落日——这些意象很美，美到让人不忍责怪。
但历史只负责结算，不负责抒情。
第五章 政治清醒：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
塔列朗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：
“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。”
他是法国外交大臣，服务过路易十六、革命政府、拿破仑、波旁复辟王朝。每一个政权倒台时，他都安然无恙。有人说他是叛徒，他不以为意。
李鸿章也被法国人称作“天朝的塔列朗”。这不是恭维，是嘲讽。
这两个人真的是一类吗？
塔列朗确实善变。但他有一条从没变过的底线：法国利益高于一切。他为路易十六效力时想着法国，为拿破仑效力时想着法国，把拿破仑卖了，还是想着法国。他不是效忠政权，他是效忠那个叫“法国”的东西。
李鸿章呢？他为清廷卖了一辈子命。问题是，清廷不等于中国，太后不等于国家。
塔列朗看清了谁是朋友、谁是敌人：朋友是法兰西民族的长远利益，敌人是任何伤害这个利益的政权或个人——包括他自己服务的那个。
李鸿章没看清。他把慈禧的意愿当作国家的方向，把维持现状当作全部的使命。他一生都在救一个正在下沉的旧船，却没有想过：船如果造错了，补漏是没有意义的。
政治清醒的第一课，是分清楚三类人：
利益一致的人——同路人。
利益冲突的人——对手。
利益未明的人——观望者。
别加戏。别把对手当朋友，也别把观望者当死党。
政治不是道德剧，是算术题。
第六章 政治成熟（再论）：沉、弯、抬、镇
文章写到这里，该收尾了。
我反复在想一个问题：我们讲了俾斯麦的雄才、伊藤的视野、甘地的柔韧、丘吉尔的担当、蔺相如的格局、塔列朗的清醒。
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？
是十六个字。
沉得住气——俾斯麦在国会跟左派吵了十年，没有一次拍桌子走人。
弯得下腰——甘地可以跪在盐滩上捧一把泥，让整个帝国不知所措。
抬得起头——丘吉尔在1940年说“我们绝不投降”，声音不高，整个文明世界听见了。
镇得住场——蔺相如面对秦王，敢说“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”；回到赵国，敢给廉颇让路。
这十六个字，就是政治成熟的全部秘密。
它不是天生的。丘吉尔年轻时在布尔战场当过战俘，逃出来时躲过运煤车；伊藤博文二十出头偷渡英国，被抓回来坐过牢；俾斯麦被皇帝赶下台，在庄园里种了八年树。
成熟不是天赋，是伤口结的痂。
最后说一句我自己想说的话。
政治这门手艺，有人学来是为了往上爬，有人学来是为了不被人踩。这都没错。但我更喜欢另外一种：
学政治，是为了把事做成。
你想让一个村子通水，就得有人帮你挖渠；你想让一个行业规范，就得有人跟你立规矩；你想让一个国家长久地站在阳光下，就得有人在一百年前看见新世界的船开出港口，然后放下手里的茶杯，去学那些陌生的单词。
这些事，一个人干不成。
所以你要懂政治——不是懂阴谋，是懂人；不是懂权术，是懂算术；不是懂怎么赢，是懂怎么在赢的时候，没把棋盘掀翻。
俾斯麦走的时候，德意志帝国已经是欧洲大陆第一强国。
甘地走的时候，印度已经独立。
丘吉尔走的时候，英国还在，自由还在。
李鸿章走的时候，秋风、宝剑、孤臣、落日。
他不是输给了伊藤博文。
他是输给了那个他始终不愿正眼看的、新的世界。
愿你接得住这个世界的玩法，也守得住自己的底线。
就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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